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奕经又一次因撒谎而得了便宜，然而即便是他也不知道，其实英军撤出宁波和镇海，与“黑水党”的捣乱同样没多大关系。
尽管“猎头行动”多少造成了一些心理恐慌和人员损失，但你要说这就足以影响英军的军事布局，那就太科幻了。想当初，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，遭遇病疫袭击后死了四百多人，义律还不肯轻易退出定海，这一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？
璞鼎查如此部署，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新的进攻。1842年5月18日，英军出兵攻陷离杭州更近的乍浦，杭州城内由此一片大乱，准备登船逃难的民众把港口都堵塞了。
这时耆英还没收到道光要调走他的旨意，眼见奕经吹破了牛皮，杭州危急，他赶紧祭起既定的“先剿后抚”方略，找英军联系“抚”。
道光和耆英对于“抚”的范围，不过还是以通商换和平的那一套，通商也仅限于广州一地。对于英国人说，等于没讲一样，广州那里都已经通商一年了，你到现在还跟我来扯这个，想消遣我吗？
耆英不“抚”还好，一“抚”之下，璞鼎查气不打一处来，干脆对耆英置之不理。过后，耆英也很快收到了调令，这令“抚”彻底无果而终。
英军对“抚”毫无兴趣，他们要玩儿一票大的，让中国皇帝知道知道他们的实力。5月28日，英军撤离乍浦，将攻击矛头指向吴淞。
吴淞是扼守长江的第一道门户，继裕谦之后的又一位两江总督牛鉴正坐镇于此。
道光本人对牛鉴是很赏识的，早在牛鉴在翰林院当编修时，就曾两次单独召见，而要论外放出仕后的政绩，牛鉴也比裕谦强得多。牛鉴的问题主要出在他自己身上，为人过于直率，有想法就说，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同僚或上级。担任陕西布政使时，他就与陕西巡抚意见不合，上下级关系弄得很僵，牛鉴一气之下称病辞官，回家歇着去了。
道光帝倒是一直想着他，不久又把他召回京城，并且当着面就对他说：“你得了什么病，朕心里是很清楚的，无非就是和巡抚有不同意见嘛，不要紧！从这件事上，朕反而看出你是一个守正不阿、和而不流的人。”
按照道光的本意，是希望由其他朝臣推荐牛鉴复出，那他正好可以来个顺水推舟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牛鉴“人缘之坏”已闻名官场，道光又暗示又侧击，眼巴巴地等了半天，却始终未能等到这样的举荐奏折。
不管了，道光自己下旨，把牛鉴补授为河南巡抚。河南是黄河水患的重灾区，此前到那里跟黄河打交道的都是林则徐这样的人，由此也可见道光对牛鉴的器重。
在牛鉴赴河南之前，道光六次召见，并且实话实说：“朝中没人肯推荐你，是朕执意要用你。你感谢朕的法子，就是把官当好，不要毁了朕这个伯乐的名声。”
牛鉴执政河南后，果然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，不仅“甚有政声”，而且颇得民心，河南老百姓非常爱戴他。
以道光的眼光来看，牛鉴是完全可以进入一线能吏行列的。他之所以没有把牛鉴调到海防前沿，是因为黄河发大水这样的事，比“剿夷”还来得迫切和危险。
就在道光以为英军已经在广州被终结的那年夏天，暴涨后的黄河忽然决堤，大水来冲龙王庙，哗啦哗啦，把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都一股脑儿包围了起来。其间开封面临的险情十分骇人，水一直涨个不停，尤以城北受压最大，城墙已经有十多处地方被冲毁了。
眼看城池难保，一时人心惶惶。牛鉴正在决堤处组织抢堵，闻报立即赶往开封。大水围着进不去，牛鉴就乘上一叶小舟，来到城下后再用绳子绑着吊入城内。在开封被洪水围困的六十多个日夜里，他始终不辞劳苦，白天黑夜都立在城头进行指挥。
牛鉴的举动让百姓大为感动，开封居民全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抗洪阵营，有人甚至拒绝接受政府发放的工钱：“父母官为了我们都不要命了，还能拿这钱吗？不要！”
尽管牛鉴采取了“抛砖石成坝”等办法来与洪灾厮斗，但这座危城仍是奇险频出，看上去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。东河河道总督因此上奏，要求迁移省城，放弃开封。
自黄河决堤以来，大家在开封能坚持得住，其实都是靠人心所向。假如迁移的消息一传出，定然人心崩溃，军民将各自逃生，谁还会主动去抗洪抢险？而且怕就怕迁移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城内已经大乱，小偷强盗全冒了出来，结果是抗也抗不成，跑也跑不掉，那样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。
在黄河治理方面，河道总督的权威性显然要比主管一省民政的巡抚大，然而自处危地的牛鉴并不领情，他也递上奏折，力言开封决不可弃。他的防洪攻略是“省城可守不可迁，决口可堵不可漫”：根据以往规律，一过白露节气，黄河水势就会减退，只要挺到那时候，同时不断抢堵决堤口，一定可以化险为夷。
道光认为牛鉴说得有道理，遂批复同意。在牛鉴的指挥下，洪水渐退，开封保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