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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喜是天津人，祖上曾经富裕过，不过到他这一代已经败落。由于家里实在太穷，张喜没办法走科场道路，只能去别人府上做家丁。
父母给不了张喜钱，却给了他三样千金不易的财富。一是不俗的外表。史载张喜“超姿貌”，身材魁梧挺拔，乃十足的大帅哥。二是聪明的头脑。张喜性格爽直，但做事又十分精明细致，尤其反应非常敏捷。三是好口才。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可以说到铁树开花，枯藤发芽。
难得的是张喜还喜爱读书。因为没有应试这一顾虑，就用不着去死记硬背，生吞活剥，随便一本书拿到手里，有用的看，觉得废话连篇的便丢到一旁，这大大扩展了他的眼界，堪称从民间走出来的实学人才。
张喜刚到伊里布府上的时候，还并不惹眼。伊里布位列名臣，府上的家丁也都非一般粗鄙之辈，那相貌堂堂的，办事麻利的，能说会道的，不在少数，而且同行相嫉，家丁与家丁之间也相互排挤。张喜初来乍到，免不了受挤对，所以一开始默默无闻，平时也只能端个茶，倒个水，公开场合连插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
转机开始于伊里布移任江浙。大部分混得好的家丁在云南都有家有业，想想要走那么远，没人情愿，只有少数几个人肯继续跟随伊里布，张喜便是其中之一。
人少了，聒噪之音也就少了，伊里布渐渐地发现张喜这个家丁非同一般，有着惊人的见识。
伊里布奉命收复定海，却发现连海都过不去，当时也像其他大臣那样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张喜说了一句话：“其实我们错了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”
伊里布问哪里错了。张喜说，国事就跟下棋一样，布局要布得对，对英夷这样的强敌须采用“当剿用剿，当抚用抚”的策略，也就是说，该打的时候要狠狠地打，不遗余力，一看形势不妙，那就得赶紧见风使舵，就驴下坡，别为了面子在那里死撑。
在张喜看来，朝廷错就错在，当剿的时候用了抚，当抚的时候用了剿，前后颠倒，结果“洋务”越办越糟，窟窿越捅越大。他告诉伊里布，眼下“剿”已经不行了，得用“抚”。
伊里布一听有理，便采用了张喜所用之计。他给道光发去一份奏折，声称要合四省大军，联合收复定海。这实际上是一个拖字诀，四省联合，没个几十天的工夫难以集结得起来，而且伊里布的这份奏折用的还不是“五百里”或“六百里”加急，是最慢的平信方式，道光迟至近一个月后才收到。
道光那时候“剿”的兴头正高，收到奏折，马上看出伊里布是想拖延时间，为此大发脾气：“朕让你单独出兵去收复定海，你跟朕扯什么四省？”
时间只拖了一半，但已经够了。等伊里布接到道光“脾气折”的时候，形势有了转变，在琦善的建议下，道光又由“剿”改“抚”，伊里布自然就用不着干“陆军打海军”这样瞎折腾的事了。
在此期间，由于英军运输船在附近失事，伊里布抓到了一批英军俘虏，其中还有一名叫安突德的英国陆军上尉。裕谦杀俘是为了表明决心，张喜没那么死心眼，他又给伊里布献了一计。
伊里布依计对这些俘虏好吃好喝招待着，然后给懿律送去一照会，很直接很赤裸地提出“以人易地”的原则：我给你俘虏，你还我定海。
英国人在殖民战争中的行径就跟海盗差不多，不然也就不会有“赎城费”一说了，从来都是他们讹别人，没有别人能讹他们的。懿律和义律说什么也不肯答应，懿律更是发着狠，说你们要是不送还俘虏，明天我就打到镇海去。
好说话一些的是义律。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口风，那就是因为水土不服，病疫严重，英军已有撤出定海，偃旗息鼓的想法，只是还不太甘心，总觉得不拿点什么就亏了。
伊里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，应该趁热打铁，他决定派人去定海，与英军进行直接谈判。
一圈儿问下来，没有一个僚属愿意去，龙潭虎穴啊，去了要是回不来怎么办？伊里布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找到张喜，后者“慷慨请行”。
家丁身份是上不了谈判桌的，伊里布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，以权充使臣。当这位“家丁使臣”出发时，周围认识他的人都为之捏着一把汗，但张喜平静如常，样子非常从容。
张喜连着两次乘着小船出海登舰，与懿律、义律以及其他英方的高层人物进行谈判。在谈判中，双方达成一致，即将收复定海、释放俘虏与琦善的广州会谈打包处理，只要那边会谈拿出初步方案，这边就一个还定海，一个放英俘。
懿律和义律平时见到的中国官员，大多神情乖张，极少碰到像张喜这样身处险地，仍能坦然自若、侃侃而谈的“使臣”，一时间也很佩服，当场就以洋酒相敬。
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洋人都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猜疑，比如说酒里放毒之类，但张喜接过洋酒一饮而尽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惧之色。
几天后，义律乘舰前往广州，懿律则发出通告，宣布浙江停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