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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，张喜被单独审讯了十余次。负责审讯的刑部官员希望从张喜嘴里套出不利于伊里布的口供，以便向皇帝邀功，但张喜宁死也不愿出卖自己的主人。
有人拿张喜的家丁背景做文章，当面讥讽他说：“你一个卑贱的下人，居然还以使臣的身份去跟英国人谈判，你觉得你配吗？”张喜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当时当地，配去谈判的人自然不乏其人，可他们为什么不去呢，却让我这么一个不配的人舍身冒险，恐怕他们才是真的不配吧！”
刁难张喜的人被驳得张口结舌，转而又想用动刑来进行威慑和逼迫。张喜说：“我渡海去定海谈判前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，我还怕区区刑具吗？”
审讯者从张喜身上挖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只得匆匆结案，释放了张喜。张喜回家后，得知伊里布已经被发往张家口受苦，心里深感不安，于是拜别双亲，一路风餐露宿，赶往张家口。
张家口属于关外，路上风沙走石，很不好走。张喜在路上就得了风寒，已经半身麻木。伊里布见后于心不忍，便说：“现在我这里也没什么事，你还是先回北京养好身体再说吧。”就这么着，张喜又被劝回京城养病。
随着东南局势的逐渐恶化，道光被迫再次起用伊里布。伊里布刚回北京，张喜就去随侍，并一再叮嘱主人：“如果皇上要召见你，请务必将夷情彻底讲清楚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恐怕又要像以前那样受到掣肘，什么事都办不好。”
张喜之所以这么说，与他对形势的研判有关。到张家口的那段时间，伊里布曾问他，如果英军北上天津，天津能不能守住。张喜很干脆地回答：“恐怕守不住。”
天津的兵力和炮台部署还不如虎门、镇海，虎门、镇海尚不能守，天津这里又怎么可能出现意外的奇迹？当时琦善也在张家口一同服刑，他对张喜的论断深表赞同。
张喜回到北京后，发现道光的“剿抚”态度动摇不定，而且仍以为依靠天津防务就可以将英军阻击于国门之外，便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伊里布一行只会徒劳无功。
果然，道光对伊里布连见都未见，仅仅给了一个七品顶戴，让他跟着耆英办事。伊里布得不到皇帝召见，当然也谈不上汇报什么“夷情”了。
一叶而知秋，张喜意识到道光对“夷情”还没有深刻认识，耆英、伊里布此去，不过是做做陪衬，难以建功。正好他的身体也不好，父母又需照料，于是在伊里布问他是否愿意南下时，张喜即以病相辞，表示自己去不了。
其实耆英也认识张喜这个有名的家丁。事实上，他不仅认识，还一度打过张喜的主意，想借机将他召入自己的麾下。
对带着伊里布玩，耆英兴趣并不大，都是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同僚，有了功算谁的？并且他还听说，伊里布在浙江能和英国人实现停战，并成功收复定海，全系张喜一人之功。
耆英真正感兴趣的是张喜。他曾把张喜叫到自己府上，问这儿问那儿，一会儿问问“夷情”，一会儿又问问张喜多少岁了，家中有几口人，父母怎么样。
话锋一转，耆英忽然发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跟伊中堂（指伊里布）？”
张喜莫名其妙：“没有哇，我去过张家口，现在只是中堂让我回来养病的。”
耆英哦了一声，又问张喜：“那你今后还会跟着伊中堂吗？”
张喜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中堂待我很好。”
旁敲侧击了一会儿，耆英逐渐进入正题：“我看你年轻有为，很可以为国家出点力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浙江办理洋务呢？”
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。相比于虽遭赦免，却仍受朝廷和皇上冷落的伊里布，耆英显然是一根高枝，然而张喜并不是那种舍弃故主，嫌贫爱富的人。何况他觉得耆英并不尊重人，面对面说话，手里还拿着鼻烟壶，眼睛也看着别处，分明是仍然把他当成一个下人。
张喜坦然作答：“等伊中堂到京，请将军（指耆英）和伊中堂面商吧。”
耆英听后嘴上说是这个理，是这个理，但脸上明显不悦。那时候的耆英并不像伊里布那样把张喜作为奇才来看待。他认为张喜不过是胆子大了一些，敢跟外国人单独对话罢了，胆大的人到处都是，我耆英要是高兴可以找一大箩筐。
离开京城时，伊里布想让耆英去向道光请道旨，以便动员张喜南下。耆英一撇嘴：“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你要让皇上瞧着我们还不如一个家丁，多余养我俩废物吗？”
南下之后，耆英才发现洋务之难，这可不是光胆子大，嘴皮子麻利就能办好的。整整三个月时间里，他别说“抚”了，连与英方沟通都做不到，而在江南一带，上至奕经、牛鉴，下至一般士绅百姓，只要听说过张喜当初作为的，都是“既慕且叹”，均认为张喜不来，局面难以收拾。
现在再次听伊里布提到张喜，已经焦头烂额的耆英真是懊悔之至。早知如此，在北京的时候，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奇才给带过来，如今奈何？
伊里布春风满面：“他已经来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