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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喜要走了，主仆二人依依惜别。伊里布问张喜：“这次回去，你是做幕僚还是转业？”
张喜回答：“无论做哪一行，都是以后的事，再说吧。”
伊里布又问道：“那家里生活能过得下去吗？”他知道张喜虽跟随自己多年，但积蓄并不多。
张喜笑了笑：“穷是穷一点，却没有过不下去的道理。”
听了这句话，伊里布闭起眼睛，只是摇头叹息不止。
伊里布送给张喜盘缠一千两，作为他南下的全部酬劳。张喜将其分成三份，一份留作赡养父母之用，一份赠给旧同事、旧相识以及一些老朋友，最后一份在南京买书，并载之以归。
这就够了。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
张喜从此隐居乡里。他一直无儿无女，古人云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所以五十岁的时候又娶了个妾，结果连生两子。乡人皆道，张喜功高而不得赏，诚为憾事，这是老天爷觉得过意不去，在冥冥中赏赐了他。
与《南京条约》有关的三大吏则各有不同的命运走向。牛鉴被刑部以“贻误封疆”罪判处死刑，但是河南百姓不忘旧恩，不仅为其修造生祠祈祷，还联名写信给朝廷要员，请其代奏皇上以求赦免牛鉴。道光允准释放，仍将牛鉴发回河南效力。
当牛鉴到达河南省境内时，沿途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。路上人多到连车子都开不过去，男女老少争着拥上前去，都想亲眼看一看牛鉴长什么样，有的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。
伊里布以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前往广州，但那里的情况正如张喜所预计，一团糟。一方面是民心不服，粤人对《南京条约》不满，常欲“举义兵复仇”；而另一方面则是“夷情狡横”，洋人更不买账，处于夹缝之中的官委实难当。伊里布时年已经七十一岁，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，却整日处于忧虑惊怕的氛围之中，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经受不起，没几个月便病死了。
三大吏里面，最得意的是耆英。自从签订《南京条约》后，他似乎觉得“洋务”不过如此，竟然有了点驾轻就熟的意思。此后，在他的主持下，又一口气签订了中英《虎门条约》、中美《望厦条约》、中法《黄埔条约》。
后代史家在评论这些条约时都忍不住叹息。如果说《南京条约》是在枪炮的威胁下不得不签的城下之盟的话，后面的一系列条约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签的，基本全属于糊涂条约。近代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不平等条款，诸如片面最惠国待遇、领事裁判权、协定关税权，皆出自“糊涂条约”，等于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了一条条绳索，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《南京条约》。
这些条约的具体内容，耆英很少向道光请旨，大部分都是他自作主张，大笔一挥就算通过了，等条约签完了，再斟酌字句，编一套漂亮话上报皇帝。这时的道光也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，既然打已无力，前线又必须依靠耆英与“夷人”谈判，他也就只能以糊涂对糊涂。对他来说，能把“夷人”安抚住，不要打仗，就算是最棒了。于是，在耆英所上奏折里面，全都是道光朱批的“所办甚好”或者“办理均合机宜”，其实他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看过送上来的条约抄本。
皇帝不细看条约尚可以理解，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，耆英和参与谈判的官员对条约的内容也不甚了了。他们没有一个人屑于像当年的张喜那样，推敲一下文字，或者跟对方讨价还价，在所有谈判中，甚至连争论两句的镜头都很少能够见到。
耆英之辈对洋务和谈判秉持的原则是，“只可粗枝大叶去画，不必细针密缕去缝”。毫无疑问，对他们来说，“细针密缕”的事只有张喜那样的人才会去做，而如今这位出身或许卑下，但心灵一点也不低微的高士正深处陋巷，斯人寂寞。
耆英有多糊涂，洋人就有多精明，他们谈判前都指定耆英为谈判对象。这使得耆英在国内水涨船高，俨然被捧成了一个“外国通”，连道光也另眼相看，称其“有守有为”。可是到了咸丰当政，耆英又像琦善、伊里布等人一样被归入了“误国秦桧”之列，反过来，英国人也觉得耆英不老实，没有把他们的要求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中国皇帝，因而拒绝再与之进行接触。
所谓“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”，耆英自己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，对朝廷而言，他也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最终被咸丰赐令自尽。
生活开了一个多么荒诞的玩笑，最得意的变成了最悲惨的，假如消减了中间的时间过渡，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，所以不要过于在乎我们曾受到的不公，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寻常百姓实在很好，独钓江渚，秋月春风，一切都是笑谈，一切亦不过是过眼云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