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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回头走老路吧。1855年2月11日，曾国藩将原本计划负责进攻湖口的罗泽南调回九江，与塔齐布兵合一处，以加强对九江的攻势。
他想不到的是，当天晚上，石达开竟然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，参加这次进攻的，除了数百艘小划外，还有安庆船厂刚刚造出的三十艘大船。
与上一次相比，这个晚上更黑，更适于夜袭，曾国藩输得也更惨。太平军水营翻江倒海，湘军水师被打得溃不成军，最后连曾国藩自己乘坐的特大型拖罟船都被惦记上了。
当时拖罟被十几只划子围攻，炮弹却已经打光，太平军一拥而上，上前拦截的亲兵越打越少。曾国藩脸都白了，惊惶之下推开舱门，跳入江内，要自杀了事。这时正好彭玉麟驾小船经过，见有人跳水，看身影有些像曾国藩，便急忙救起，送到岸上的罗泽南营中。
这一仗，湘军水师被焚战船百余艘，拖罟也做了人家的战利品，上面的所有书信文稿连同咸丰赏赐物品，扳指、宝刀、火镰之类，统统送给石达开做了礼物。
拖罟船还是当初广东总兵陈辉龙送给曾国藩的，一共就造了两艘，一艘在城陵矶之战中被曾天养缴获，现在这艘又让石达开拿去玩了，敢情忙乎半天，都是替别人忙的。
上岸后，曾国藩又羞又愤，先写下一封千余字的遗折，然后命人牵过一匹马，就要骑着马去与太平军同归于尽——当然依曾某的个人近战能力，只会他自己“尽”，对方是不可能“同归”的。
罗泽南等人见状，赶紧拉住马缰，并苦苦劝说，好话说了一箩筐，曾国藩才回心转意，冷静下来。
湖口一战，湘军一败涂地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1855年2月20日，水师又遭大风袭击，长龙快蟹被撞沉撞伤四十余艘。
人倒霉了，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曾国藩盘点一番，能保持基本完整的战船只剩下七十余艘。他再也伤不起了，只得让彭玉麟带到湖北去修理。
此消彼长，战场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自此都发生了改变。
曾国藩所犯的错误不止一件。自武昌出师，湘军全师东下，能打一点的部队几乎都被他带到江西去了，相比之下，留守湖北的兵力十分空虚。应该说，这种打法有利有弊，有利之处在于可集中优势力量，尽快取得战果，不利之处在于战事一旦不顺，大军就会被牵制在前线，湖北后方必然危险。
如果看不出对手这个错误，石达开就不成其为石达开。他随即发动的全面大反攻，便是直奔曾国藩的后方湖北而去。
湖北军队维护个治安还凑合，打仗完全不是那块材料，往往还没看到太平军的影子，就杯弓蛇影，自己吓自己，一个人叫一声，则“万众瓦解”，一溃千里。曾国藩闻讯急派胡林翼、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回援湖北，但已无力回天。4月3日，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，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航道。
仅仅半年时间不到，曾国藩又失去了武昌，“前此战功，竟成空虚”。与先前不同的是，这次还退步了，他最为看重也最为得意的水师支离破碎，完全破了相，再也不值一看。
曾国藩懊丧不已，连写下的文句都哀哀戚戚，不再有往日的大气磅礴：“闻春风之怒号，则寸心欲碎；见贼帆之上驶，则绕屋彷徨。”
就算皇帝原先对打仗这一套两眼一摸黑，在阅看和分析了这么多战场报告后，现在至少也已经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军事评论员了。
湖口战役，曾国藩总结败因，说到舢板闯入鄱阳湖，以致被太平军一切两半。咸丰批道：“诚不免锐进贪功”，确实是你太求胜心切了，淡定一些嘛。
分析武昌为何失守，曾国藩承认是自己的失误，未能在后方预留强一些的军队。咸丰倒是通情达理，说算了，当时你那水陆两师全数东下，还怕兵力过于单薄，如果再分兵设防武汉，那不是更少了吗？这仗还要不要打了？没准儿现在的形势还更加棘手呢。
咸丰的语气能如此宽容平和，一定程度上，不能不说与北方战场形势的趋于好转有关。
自从北伐的太平军被包围于束城，咸丰就希望能尽快将其歼灭，但事与愿违，双方足足对峙了二十来天，仍然解决不了问题。
问僧格林沁和胜保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这两人的答复倒很一致：“太平军依墙施放枪炮，伤亡太大，冲不过去呀。”
咸丰一听，火冒三丈：“你们哇啦哇啦地讲什么梦话呢，以为朕啥都不知道是吧？束城那里都是乡下房子，不过砖土矮墙而已，太平军再怎么折腾，又能弄到多牢多厚，乃至于连你们都攻不破？”
皇帝一发火，两个家伙都被吓住了，赶紧再次组织进攻，但接连两次大进攻都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反过来被太平军打了埋伏，其中一次胜保还被包围在村子里，怎么冲都冲不出去，最后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才救了一命。
看来皇帝的话听不得，僧格林沁和胜保又低下了头，跟太平军干耗起来。胜保负责将太平军驻地周边的村庄予以烧毁，树林也全部砍掉，以免被太平军用作伏击。僧格林沁则开挖深壕，一步一个坑地进行挤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