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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珠江三角洲的各个贸易中心，叶名琛都设立了捐输局，实行“派捐”。派捐名义上是捐款，其实就是抽税，征税对象为经营生活必需品的商人，比如，卖布匹的、卖棉花的、卖食油的。税率也不低，是商品销售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，远超厘金。
叶名琛的理由也很充足，征收之前，他专门进行过调查，对商人的收入情况很了解。这就像在商业繁华地带开店，如果是最热闹市口的店面，你就是把租金定得再高，要租的人还是一样会抢破头，何况作为生活必需品，利润本来就不薄。
在南京条约的“五口通商”中，不包括广东汕头，但因为汕头与广州的通道曾被洪兵截断，在缺乏管束与制约的情况下，汕头曾一跃上升为走私贸易的天堂，贸易额高达几百万两，洋人走私商们也是络绎不绝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。
叶名琛没有放过汕头，他的务实之处在于，知道汕头不是通商口岸，但你们如果硬要从这里上岸做生意，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是你们得接受“派捐”，从几百万两贸易额里分出一些银子给我。
“派捐”极大地缓解了广东的财政危机。据统计，当时从广东一个小镇的布店行，就可以收到总计六万两白银。
钱多了之后，叶名琛也不敢挥霍，而是千方百计地节省和削减开支，以确保这些钱能用到“最合适的地方”去。
什么叫“最合适的地方”？江苏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……除京城之外，都是兵连祸结，仗一直打不完的地方。
叶名琛代替咸丰成了前线部队的后勤总管，他的作用在当时无可替代——如果没有广东提供的洋炮和船只式样，湘军水师不可能与太平军水营拉开差距；如果没有广东发来的“红单船”，江南大营都不知道如何去封锁南京；更进一步说，如果没有广东的协饷，南方战场就可以直接宣告停摆，甚至于连咸丰的内务府，也得靠叶名琛的钱才能渡过难关。
南方的这些省份，就原来的经济实力而言，广东并非第一。江苏和浙江都比广东富庶，江苏的南京虽被太平军占据，但向荣拥有的苏州、常州这些地方都是财源茂盛之地，不料向荣却还要广东接济，惹得咸丰大为光火，认为向荣只会打仗，在理财方面简直是个糊涂虫，钱就是扔在地上，他都不知道如何去捡。
向荣是个老军人，字也不识几个，不会弄钱情有可原。隔壁的浙江还没怎么受到太平军的侵袭，又是由布政使主抓财政，结果仍因解决不了财政问题，导致布政使悬梁自尽。
叶名琛超常的理财能力得到公认，各省都期盼着这位财神爷能伸手拉自己一把，哪怕是得到两广总督的一封亲笔信，都“令人不食自饱”。
叶名琛至此到达了个人事业的巅峰。他成了大清国的又一个拯救者，如果这时候你再让咸丰排个名单，叶名琛极可能已超过僧格林沁，理由很简单：僧格林沁打赢的只是一场战争，叶名琛支持的却是全国整个战场。
1856年，咸丰拜叶名琛为体仁阁大学士。体仁阁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员，能得到这一品衔的人非常少，要好几年才出一个，在咸丰执政期间，包括叶名琛在内，一共才四个人。
叶名琛虽跃身体仁阁大学士，但咸丰并没有调其到京，而仍以两广总督之职留任广东。
他需要这位继林则徐之后声名最为显赫的大吏继续掌控岭南，否则天京事变后的南方战场就可能失去后勤保障。除此之外，按照惯例，两广总督同时兼任通商大臣，叶名琛还必须负责管理包括广州在内的五口通商事务。
使命和责任如此之重，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叶名琛，换其他任何一个人，咸丰都不可能放心。
叶名琛亲身参与了当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，在外交事务上也早已不是新手，他知道跟洋人打交道，哪些是原则，哪些是策略，哪些可以退让，哪些绝不能妥协和示弱。
就广州一地而言，讲得简单直白一些，就是断不能放英国人“入城”，其他则都可商榷。可是世上的事就是如此，你越不让干，对方却可能越感兴趣，也就越想干。南京条约之后，中英吵吵嚷嚷都是为的这个，在广东，徐广缙和文翰曾为此不知打了多少官司，几年后双方易人，但争执不下的还是这个老话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