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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58年1月5日，闯入广州各衙门的英国兵发现了叶名琛。巴夏礼随后气势汹汹地赶来，要将他押往联军司令部。
叶名琛冷冷地看了巴夏礼一眼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竟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！”
巴夏礼见识过柏贵的窝囊，看到过穆克德讷的猥琐，绝想不到叶名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如此傲气，他这才意识到，对方纵然被俘，但仍是一个他毕生都无法企及的上层人物。
显然，拖或者揪都不行，只能用“请”。被“请”进联军司令部的叶名琛，身穿朝服，顶戴花翎，进门之后即端坐太师椅。被俘的中方官员们见到叶名琛后，全部侍立两旁，仿佛他们仍在堂上议事一样。
高贵的人永远高贵。在洋人面前，叶名琛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威仪和风度，看上去，他不是阶下囚，倒更像是出面接见外交官的主人。一家香港报纸因此评论说，叶名琛在广东拥有巨大威望，广州人一直为有这样一个勇敢、果断的父母官而骄傲，就算他被俘，老百姓以后也一定会想念他。
有这样的人存在，对联军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接下来他们还面临着如何长期占领广州这个难题，若是广州人老想着叶名琛，那岂不是要了命。
报纸是英国人办的，自然是帮着英国人说话，所以在报纸的末尾，还给联军献上了一计：“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！”
实际上联军早就这么干了。
包令在前面发动的一系列宣传战，目的就是要诋毁叶名琛，此后关于叶名琛的流言就不绝于耳，流传很广的“不战、不和、不守、不死、不降、不走”的所谓“六不”，就来源于英国人的策划。
细细推敲硬安在叶名琛身上的这“六不”，真可谓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
要不是叶名琛的既战又守，驻港英军怎么可能自觉自愿地退回香港，英法联军又要大动干戈？叶名琛是一直想谈和的，即便在战争爆发后，也多次派人找包令和额尔金，试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，只是他们置之不理罢了。
从战争中的表现来看，叶名琛并非怕死懦弱之人，也从没想到要找借口脱身，他的“不走”和“不死”另有考虑。至于不降，难道反击侵略，誓死守城还成了罪过？
额尔金和包令等人挖空心思，除了大打宣传牌，极尽抹黑之能事外，还通过叶名琛身边的软蛋来断他的后路。
1858年1月7日，被俘的柏贵和穆克德讷串联了一些其他官员，联名给咸丰上奏，除报告广州失陷外，还在皇帝面前落井下石，告了叶名琛的黑状，说他刚愎自用，办事糊涂，反正是把什么责任都推给了自己的上司。
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，一般朝野舆论都认为是琦善、伊里布、耆英等“误国秦桧”的过错，在人们看来，如果林则徐当时不被撤换，鸦片战争一定不会战败。咸丰接受了这一观念，他重用徐广缙、叶名琛，就是为了改变“抚夷”的外交政策，而徐、叶在广州采取强硬态度，坚决不让英国人入城，所体现的也正是他的意图。
可惜皇帝给臣下打分，历来都不会只看重过程。咸丰早已被内乱搞得精疲力竭，一听到洋人真的动了刀兵，而且还攻下了广州，整个脑袋都炸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能指望他反思自己，想想谁是既定政策的号召者和支持者吗？
咸丰当即下旨申斥叶名琛，说他“刚愎自用，办理乖谬，大负责任”，着即革职，以柏贵代之。
对这些，叶名琛并不知道，在被押上“无畏号”军舰后，他还问船员：“额尔金在哪里？我要会见他。”
英国人这才知道，原来叶名琛一直留在广州城内不走，是为了与额尔金见面，以便通过最后的外交努力来挽救危局。
额尔金以前不会，现在更不会与中方进行谈判，叶名琛的希望落空了。
这时一位随员指了指海水，向叶名琛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建议他投海自尽，以全名节。
如果随员对叶名琛的个性和品德不是充分了解，也不会做出这一举动——投海自尽要是好玩，你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？
出乎意料的是，叶名琛没有走这条路，他选择了继续活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