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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丰正在为吞下《天津条约》的苦果而烦心，本已趋向好转的南方战场又现危机。
1858年8月，太平军攻陷安徽省会庐州（今合肥），继西征之后，皖中再次成为太平军的势力范围，并直接威胁湖北。
指挥这次战役的是陈玉成，他和李秀成同为广西藤县人，两人称得上是后期太平军将领中的“双子星座”。
经历天京事变，太平天国领导层犹如被重新洗了一次牌，老一代战将渐行渐远。应该说，这既是坏事，也是好事，因为这样一来，青年一辈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条件。
与早期基本由杨秀清一人独揽前线指挥权不同，陈玉成和李秀成从资历到地位都相差不远，所以他们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，而是各有各的作战领域和分工，陈玉成主要负责长江上游战场，李秀成主要负责守卫天京及开拓江南战场。
太平军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编制，叫作童子兵，挑选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儿。这些孩子年纪虽小，作战技艺也不精熟，但打仗却很勇敢，比如在攻打武昌城时，负责充当第一波敢死队的便是童子兵，陈玉成也曾是其中的一员，时年仅十四岁。
很多孩子早早就战死在战场之上，陈玉成是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。他身材不高，两眼下有痣，远远望去就好像有四只眼睛一样，所以对手送给他一个颇为不敬的绰号——“四眼狗”。
东征
你不敬，战场上给你颜色看。从死人堆里一路爬过来，陈玉成可以说是为战争而生，为战争而活，他的世界完全被这两个字所占据和主宰，打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但对于他来说却不过是一种本能。
安徽曾是石达开的大本营，自石达开出走后，安徽境内的太平军精锐和老兵也被带走大半。这曾让继之而起的陈玉成在兵力上捉襟见肘，但是这一年，安徽爆发的蝗灾帮了他大忙。
随着乌云一样的蝗虫自天际掠过，各地庄稼无不遭到毁灭性摧残，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，不顾一切的灾民由此会集成了太平军新的兵源，陈玉成麾下兵马很快骤增至数十万人。
只要有兵，陈玉成就能在战场上呼风唤雨，攻克庐州便是明证，而他的横空出世，也预示着太平军的新一代战将已逐渐崭露头角。
在另一头，作为湘军新一代的代表人物，李续宾也正按照胡林翼所制订的东征计划，向皖中大步推进。
咸丰本来计划让李续宾去浙江追击石达开，这也是朝中大多数人的意见，但是从胡林翼到李续宾本人，都认为决战皖中比追击石达开更为重要，如今正可抓住九江克复的机遇再接再厉，不宜轻离安徽战场。
在胡林翼等人的力荐下，咸丰改变主意，把浙江的活派给了曾国藩。
曾国藩回乡奔丧，在程序上没有做到位，等于朝廷还没批准，他就撂挑子跑了，此举在仕林之中颇遭非议和攻击。听到各种风言风语，曾国藩心里当然很不好受，所以在多次接到咸丰让他“夺情”的旨意后，终于还是选择了二次出山。
复出后的曾国藩看到，在他守孝期间，湘军已基本控制住了湖北和江西。在长江上游的省份中，太平军声势较大的，只剩下了安徽一省，一旦湘军再进占安徽，南京不过是孤城一座。
在战略思想上，曾国藩与胡林翼高度一致，都认为安徽得失才是整盘棋局的精髓，谁掌控了它，谁就能决定最终的胜败。
曾国藩人去浙江，心在安徽，事实上，湘军的能战之师也都集中在李续宾营中，这是他和胡林翼共同的希望所在。
攻克九江之后，李续宾曾想找时间回湖南去探望父母，但因为出征皖中，只得暂行搁置。在湖北百官为李续宾及东征军举行饯行仪式上，李续宾忽然握着胡林翼的手说：“我恐怕没有机会再见父母了！”说完便痛哭失声，胡林翼也跟着大哭起来，这一情景几乎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。
这时的李续宾声名正如日中天，自九江一战成名后，他俨然已成为战神级别的人物，因此大家对此次出征普遍抱以乐观态度，现在看到这一将一帅犹如在生离死别，在深感诧异的同时，也多少觉得有些不太吉利。
虽然同样是哭，其实两人哭的意味大有不同。
李续宾是一个非常实诚的人，既然外界给他如此大的荣誉和期望，他就一心想着要予以回报，哪怕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。这一去他是打算一战到死的，死他倒不怕，唯有想到可能再无机会赡养父母，则心如刀绞。
胡林翼的哭，正是知道李续宾有这样的性格特点。战场的生存概率不高，一个过勇之将的生存概率更低，他和李续宾名为上下级，其实情同兄弟，听到李续宾说出这样的话，心中肯定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。
随李续宾出征的虽为湘军精锐，但人数不多，只有区区八千人。安徽战场的太平军有数十万人，东征军必须要做到以一敌十，甚至是以一敌几十，才有取胜的可能，加上又是孤军深入，即便是在打了无数仗的胡林翼看来，这也是一项非常艰险的任务。
自李续宾走后，每次战前，坐镇湖北的胡林翼都会对李续宾提出告诫，让他宁可慢些，也不得恃勇突进。
李续宾在进兵之初，战事异常顺利，基本上是攻无不克，三四万人屯守的重镇都能被他一击即破，足可用“扫荡”两个字来形容。
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，受李秀成之邀，陈玉成已经去了江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