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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尔的名望主要局限在中国人包括在华外国人中间，就是对于在华外国人而言，他也不能说是一个权威人物。对于这一点，当时中方并不了解，以李鸿章为代表，人人都以为他对海内外的外国人能产生巨大影响力，李鸿章在奏章中说：“上海夷人均以华尔马首是瞻……近来，臣鸿章竭力与敦和好，以洽众列强之友情。”在给曾国藩的信中，他也同样表达了这一意图，即希望以华尔为桥梁，得到来自外国的友谊。
当然，从那时候李鸿章所担当的角色来说，所谓中外交好离他还比较远，比这更实在的应该是华尔在军事上所能提供的帮助。
在虹桥之战中，李鸿章亲眼看到太平军的洋枪配备已具相当规模，每次进攻时都必定有数千支洋枪用以射击，“猛不可当”，加上程学启的洋枪小队又立了大功，这使他对洋枪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，于是命令除“开字营”外的其他各营都必须添练洋枪小队。
要大量购买洋枪，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供货渠道，李鸿章找来华尔，华尔表现得很爽快，一口答应帮他代购洋枪。与此同时，华尔也不是没有让李鸿章感到头疼的地方。例如，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每次卖了力，朝廷都会立即授勋和向他发布表彰诏令，一旦落空，便推断是作为上司的李鸿章蓄意隐瞒或抢了他的功劳。他曾为此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信发牢骚，说：“这里的官员卑鄙地……剥夺了一个人最珍重的东西，即当他出生入死时对他的信任——但我认为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。”他甚至还请求蒲安臣在见到恭亲王时，为他的人“说句话”。
官府经常性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和赏金一事，也仍然是华尔要炮轰的重点对象。以前他只对老岳丈杨坊叫板，如今则捎带上了李鸿章及其同僚，他指责后者扣留了本应属于常胜军的三万五千两白银，并且说：“如果我的脚不是在这泥塘里陷得这么深，我就会把它们全都抛弃。”
不过抱怨归抱怨，华尔很清楚他要想功成名就，就不能脱离这位他口中“可恶的巡抚”。至于军费方面，他其实另有办法。他和杨坊翁婿合作做投机生意，每次攻下太平军所据守的城池又都大肆劫掠，这为他积累了颇为可观的财富，因此之故，即便李鸿章、杨坊等人没有补足欠款，对常胜军的后方勤务也没有造成严重影响，华尔依然是李鸿章指到哪儿，他打到哪儿。
对于刚刚在上海滩立住脚的李鸿章来说，听从指挥和敢战、能战是他考查部将优劣的最主要标准。这一标准适用于程学启，也同样适用于华尔，他对华尔的信赖和赞赏，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洋人。
与华尔自己的想象相反，给朝廷的奏章里，李鸿章多次特别提到华尔的战功，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保举，华尔被授予了绿营副将。发现有人向总理衙门报告华尔的越轨行为和傲慢态度，李鸿章也连忙上疏替其辩护，以保证他不被来自背后的暗箭所射中。可以说，在当时的清廷高官里，李鸿章几乎称得上是华尔唯一的朋友，同时也是他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。
到1862年夏天，常胜军已扩充至三千人，而且装备了数门重炮，随着事业进入峰巅，华尔开始构思更宏大的作战计划，他通过吴煦向李鸿章传话，表示愿意前去协助攻打天京。
李鸿章虽然考虑到常胜军开去天京后，双方可能会在通信和指挥方面产生问题，然而还是对其表示支持，并向曾国藩进行了报告。曾国藩没有拒绝，不过他建议应先让常胜军攻打青浦、嘉定，“以试试枪”。李鸿章看出曾国藩明显缺乏热情，只得直接致函曾国荃，说明若断然拒绝华尔的“好意”是不太合适的。
这时淮军的后续各营陆师、淮扬水师、马队陆续来沪会合，看到兵力逐渐变得充裕，华尔又跃跃欲试地嚷嚷着要“试枪”，李鸿章便决定在浦西展开夏季攻势。
1862年8月9日，淮军和常胜军联合攻占青浦。常胜军在此战中阵亡了五六十人，受伤者不下百人，但华尔自认为已经“试枪”合格，他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攻打天京，说他可以三天赶到前线，三天修筑堡垒，三天攻下天京，还说攻克天京后，可以与湘军平分财物。
实际上由于常胜军是洋人指挥的部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曾氏兄弟并不真的想让华尔参与攻打天京，“试枪”只是一个借口，所以华尔越这么夸口，曾氏兄弟反而心里越不乐意，李鸿章也就只好将这件事暂时搁置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