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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2年12月8日，对王洪春元等人率北路先遣军自天京出发，昼夜北渡，冒着风雪挺进皖北。在多隆阿、李续宜离开后，皖北一带的湘军兵力单薄，对太平军的北上也毫无准备，含山、和州、巢县等湘军新得之城很快就被太平军占领。
曾国藩旋即发现了太平军的意图，他一边命令新募的淮军九营分守无为、庐江等其余皖北城池，一边调湘军驰援。曾国荃闻讯果然也分兵来援，竭力阻止太平军西进。李世贤原建议中促使曾国荃分兵救援的意图初步实现，但太平军却无法做到“乘虚击之”，因为李秀成还是放不下他在苏福省的坛坛罐罐，他没有随先遣军行动，而是径自回到苏州，处理那方面的军政要务去了。
没有李秀成亲自坐镇和参与，北路先遣军的力量有限，至第二年初，湘淮军各支援部队在无为一带成功地堵截了太平军的攻势，双方出现了暂时的相持状态。
来自其他方面的消息对太平军也不利，杨辅清一路在宁国被鲍超打得大败，陈坤书一路准备用于出江作战的两百艘战船则被湘军水师付之一炬。在李秀成天京会战的三路出击方案中，这两路均为外围配合措施，如今双双落败，令天京形势雪上加霜。
尽管如此，湘军中仍有不少人认为，让曾国荃孤军而蹈危地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曾国藩自己也有此顾虑，可是又没法说服弟弟。思量再三，他决计东巡，亲自视察江南前线情况，以搞清楚当下围攻天京的时机究竟是否成熟，还要不要催促乃至强令曾国荃撤围退兵。
自安庆启程后，曾国藩逐一察看了沿江各军营，特别是天京外围的军情形势。到达天京城下后，他直入曾国荃军营，次日又和曾国荃一起检阅四周营垒。
这一番巡视下来，曾国藩收获巨大。他发现，在江南的太平天国统治区域，到处都是一幅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，天国及其军队已鲜能得到民众的支持。
实际上，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，天国内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。天王洪秀全整日沉溺于他的那套宗教迷梦，战略上只知天京安危，不顾大局，而且赏罚不明，任人唯亲，遇事固执，处事粗暴，从而造成内部矛盾加剧，人心涣散。
当年陈玉成失守安庆，洪秀全除了对其大加斥责外，还予以革职，此举已足以令将士寒心。陈玉成死后，旧部悉归李秀成掌管，这又引起了洪秀全的猜忌。李秀成部将陈坤书因为扰民，畏罪逃到常州，洪秀全为了制衡李秀成，竟将其封为护王，其后更对太平军大小将领滥封王爵，以便让他们互相牵制。根据曾国藩得到的情报，太平军已有九十多人被封王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“各争雄长，苦乐不均，败不相救”，其行径已与流寇无异，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并不服从李秀成直至洪秀全的调度。
曾国藩与太平军打了很多年的仗，对太平军的作战特点相当熟悉。从前太平军长于防守，所到之处，必然“筑垒如城，掘壕如川”，曾国藩对此印象深刻，所以他才会在湘军军制中加入“站墙子”等规定。这次东巡，曾国藩再没有在太平军方面看到如此“坚深无比”的工事，所筑营垒皆极为草率，可见太平军战斗作风的下滑有多么厉害。相比之下，湘军原先就重视修垒挖壕，如今所筑垒的标准和水平又远胜于昔。
曾国藩还了解到，现在太平军投降变节的情况很普遍。即便在天京城下的四十六天大战中，也出现过招之即降的事。曾国葆生前告诉曾国荃，他的人出去放哨探路，一下子就招来了四十个自愿投降的太平军。由于粮饷及管理等问题，他甚至还不愿收降，就怕“此门一开，来者必接踵而至”。
东巡之后，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的曾国藩立即向朝廷上疏，报告自己此行的观感。他一贯谨慎，自创建湘军以来，从未敢在奏疏中说太平军的势头转衰，此次则断言，太平天国日暮途穷，只要紧扼长江，断其粮道，洪秀全便只有困守待毙一途。
敌有必灭之理，我有必胜之势，抱着这样的信心，曾国藩不仅打消了撤兵撤围的念头，还决定继续增兵围攻天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