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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降者不祥，这句警言在中国的普及程度，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受降如受敌。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出发，人们一直认为杀降属于不仁不义，杀降者也定会受到天道的惩戒。
最广为人知的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。秦国名将白起因触怒秦王被逼令自尽。白起开始还叫屈，嚷道：“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，老天竟会让我落得如此下场？”不过在匆匆回顾了一下过往的所作所为之后，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原因，说：“我确实该死。长平之战，赵军降卒几十万人，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，这就足够死罪了！”说完便自杀了。
李鸿章岂能不知杀降者不祥以及白起的故事，因此听了程学启的话后显得很犹豫。见上司持有顾虑，程学启坚决请求：“某极知杀降不祥，然如不杀此八人，苏城终不可得，我宁负贼，不负朝廷。”
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比较现实的，自古至今，即便有杀降不祥一说，但在现实政治和战争的博弈传统中，更多讲求的还是所谓的“势”与“术”，说得直白一点，就是以利益和胜利为最终目的，在此前提下，坚持不杀降者反而会被说成是妇人之仁的宋襄公。
白起坑杀赵国降卒自然广遭非议，但它却将秦国当时的现实利益推向了最大化——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削弱，这个关东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迅速走向衰弱，与此同时，其余关东诸国也受到极大震慑。
正因为存在这样巨大的现实利益，所以即便白起被杀也不妨碍后来的仿效者纷起云涌，仅仅到了秦末，项羽就成了第二个白起，他直接把二十万秦军降卒给全部活埋了。
要的是眼下风情万种，谁在乎今后波涛汹涌？程学启本身亦为太平军降将，但为了拿到投名状以及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，他在战场上对付太平军，向来比湘淮军的同僚们都狠。如果不杀四王四天将，他就不敢入城，如此则大功必将付之东流，如何能够甘心？至于结拜、起誓之类，在他看来，也不过是为了招降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，到了认为必须抛弃的时候，随时可以一抛了之。
程学启的话终于让李鸿章下定了杀降的决心。1863年12月6日，他和程学启故意设局，引诱四王四天将出城参谒。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之后，李鸿章命左右取出八具红顶花翎，给八人分别戴上，说：“现在诸位都是我大清的官了，好好一起为大清立功吧。”
戴花翎是为了让八人卸下心理防备，八人被邀请在帐内赴宴，他们的随从则一律被支到了帐外。随后李鸿章借故巡营，离开了大帐。他一走，程学启立即下令关闭营门，同时发炮作为信号。
听到炮声，郜永宽还没醒过味来，吃惊地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话音刚落，已经是伏兵四起。郜永宽腰间尚别着小洋枪，他连忙拿着枪找程学启，但程学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八人中的一人见状顿足大叫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（找程学启）还有什么用？我就知道程某不可靠，一定会出卖我们的。”
四王四天将当天全部被杀。完成诱杀计划后，程学启率部入城，宣布八人诈降已经被杀，不再对其余人员问责。蛇无头不行，八人既死，降卒多数噤若寒蝉，只有两千余旧部起而抗争，但很快就被程学启的部队消灭了。
杀降事件迅速在联合部队内部掀起波澜。戈登是郜永宽等人归降的证人，李鸿章在决定杀降时就知道他不会同意，便将他先行调往昆山。从昆山回来后，戈登才知道郜永宽等人被砍了头，这让他愤怒至极，认为自己作为保人，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，尤其不知情者很可能会以为他也是同谋，从而使他引以为豪的军人荣誉以及英国的脸面受损。
就算淮军里面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。作为郜永宽献城归降的牵线人之一，副将郑国魁曾参与阳澄湖谈判，现场见证了程学启折箭起誓的全过程。杀降事件发生后，他哭着连饭都不肯吃，连续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。
程学启部的军纪原本很好，但在郜永宽被杀后，他的部队却趁机将纳王府劫掠一空，弄得满城大乱，加上当时又盛传谣言，说郜永宽的党羽并未除尽，仍暗藏于城中，随时准备袭击李鸿章。凡此种种，都令李鸿章烦恼不已，对杀降一事也颇感到有些后悔，便埋怨程学启道：“你也是降人，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过分呢？”
程学启最怕也最恨别人揭自己的这层伤疤，盛怒之下当即回营，要打点行装离淮军而去。他的部下连忙跑去向李鸿章报告，李鸿章自知失言，忙假借商谈其他事务，前来探望程学启。程学启有了台阶可下，两人的关系才又重新融洽起来。
为了安抚郑国魁及其降卒，李鸿章下令为郜永宽做佛事，并亲自前往祭吊，其间还假惺惺地掉了几滴鳄鱼眼泪。倒是郑国魁动了真情，他叩棺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诉说：“杀你的自有他人，我可没有欺诈你啊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