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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行贿基金的出台
“公行”取消之后5年(1775年)，被再度恢复，这次商人们获得的垄断权更大了，可以专揽茶叶、丝等高利润的大宗贸易，并且独家代理外商在华的供销，按总额收取3%的费用。
当然，其所承担的连带责任更重，外商将不再直接缴纳关税等，“公行”成为外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防火墙。
“公行”的定位至此确定，直到1842年被《南京条约》废除，“公行”(co-hong)在很多地方也被老外们称为“官行”(kwanhong)。
连带责任的加重及政府勒索的加强，令“公行”产生了强烈设立公共避险基金的冲动，这直接导致了“公所基金”的诞生。
推动“公所基金”的第一个动力，在于帝国政府要求“公行”承担起讲合同、守信用的模范，凡是拖欠了外商货款的，一律由“公行”先行赔付。这是一个财经制度上的“连坐法”。而第二个更为强劲却不便说出口的动力，则在于帝国政府及其官员对“公行”的勒索日益加强。
这种基金的准确成立时间，说法不一。fredericwake
而“伶仃洋时代”的最大变化，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，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——外商们越过了华商，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，用马士的说法，这“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”。
马士将鸦片走私的“伶仃洋”时代，分为3段。第一阶段，从1821~1828年，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，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，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推出，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~1821年的年均4494箱，增加到1821~1828年的年均9708箱。
1828~1835年，是“伶仃洋”时代的第二阶段。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，鸦片交易市场再度向北扩张，到了闽粤交界的南澳。这一时期，鸦片的走私进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。
自1835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，“伶仃洋时代”进入全盛时期。精简了行商这一中间环节后，外商们的利润大大提升。鸦片走私大干快上，年均进口量达到了30000箱。
在“伶仃洋时代”，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，因为原先的“硬通货”鸦片被禁，无法以货易货，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片后的白银，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，多了道程序。但这一来，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采购，而没有把柄可抓。
一个“干净”的商人，对一个期待“不干净”的官员来说，就是一笔损失——广州的官员们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。同时，因为都在外海进行交易，并与中国的消费终端日渐实现了无缝对接，外商们开始不再将大清国的缉私干部当干部看了，这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。
既得利益的沦丧，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，并试图惩罚那些破坏潜规则的人。“现在，外国走私商们把这张从非法贸易征集非法陋规的网撇开了，官吏们体会到他们所贪图的那部分好处竟被掠夺了，他们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份好处，才愿意闭着眼睛不管的;于是一个用一场奏折、谕旨、告示、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。”(马士《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》)
主张禁烟的林则徐等，突然发现自己赢得了体制内同僚们前所未有的支持，尽管那些同僚很长时间都从鸦片走私中分得巨大的红利。而后世的读史人，也往往想不到，被爱国口号包装的反鸦片斗争中，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利益博弈。
鸦片战争前，清帝国的腐败就已经名扬全球，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，这与其说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，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“技术”层面的问题。
帝国海关除了被赋予过多的政治使命外，也成为最高领导核心(皇帝)彰显自己私心的标志，并因此将“潜规则”作为主流;而帝国财政制度的落后，导致“苛敛”与勒索成为官僚体系、尤其是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“潜规则”。
当“潜规则”成为体制主流后，官僚基层“搭便车”勒索便成为常态，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，而这又大大地挤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间，令经济领域也同样被“潜规则”占据;最后，“腐败化的制度”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“制度化的腐败”工具，并加速了整个体制、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