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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著名作家君特·格拉斯有一次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，是2013年签署全球作家公开信，就斯诺登事件要求各政府减少对公民的监控。
在他2006年出版的自传《剥洋葱》中，他讲述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。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。
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他的《铁皮鼓》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。他也是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，凡德国的公共议题，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，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“德国的良心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79岁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，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。
在此之前，1998年，格拉斯曾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呼吁放弃修建“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”，理由是“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，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，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”。这些事件，现在都和他的“历史问题”挂钩。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，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。因新书《剥洋葱》已在2006年的8月出版，更有人攻击他在为新书做广告。
而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，也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另一位与纳粹息息相关的人物的记忆。这个人就是特劳德·琼格(traudljunge)，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。
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
希特勒一开始就深入了我的内心
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，比格拉斯大几岁。1942年，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，为其做口述打字，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。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，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。
在担任希特勒秘书期间，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。新婚不久，汉斯应征上前线，14个月后，在法国的一次袭击中身亡。从1950年开始的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，特劳德独自住在慕尼黑一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。2001年4月，81岁的她接受了傅劳·琼格的采访，这次采访之后被制成影片《盲点》(blindspot:hitler’ssecretary)。
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就是采访，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。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，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。老人在开口之前，显得欲言又止，突然，像是终于下了决心。
“这一切，”她开口说，“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，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。”
“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回忆和思索。
画面外传来记者的提问：“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?”
老人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拿起一支烟，举到半空，却又茫然地放下。她垂下眼睛，不看镜头，开始回答。“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。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。他使得他们相信，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，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。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。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。”
她承认，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深入了我的内心。”
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。她生长在单亲家庭，“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。当然，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。”
可是，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，“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，他们会说‘我父亲怎么说’或者是‘我父亲认为’。我总是想，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，不关心政治。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，对她来说，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，“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。他(外公)不关心政治，从不谈这些话题。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：服从，牺牲，压抑自己。这都被看作是美德。”
能养活自己之后，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。“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。1941年，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，我考得很好，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。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。在1941年，只有在雇主同意后，你才可能离开工作。我是那么失望，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，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。”
就在特劳德绝望时，她妹妹出了个主意，“让我问问阿尔伯特·保曼，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。”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，很有权势。特劳德说，“好啊。”当然，她“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”。
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。她接到通知，她的新工作，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。
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
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，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。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，很自责，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，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。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。”
她不断盘问自己，“你看，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，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。”当时，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。后来，“我读了viktorkle
这次暗杀，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、多疑。特劳德认为，在此之前，打到哪一步兴许还“可能是选择和平”，但“从此以后，就不可能是和平了。”
希特勒对“没有希特勒的德国”作出的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，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。这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惟一出路。可是，这一事件本身，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，加上战事失利，也使得她开始思考，“我开始怀疑，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?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，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，这需要更大的勇气。假如你尊敬一个人，赋予他很高的价值，你其实就不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。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，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。”
形势急转直下。4月21日，伊娃组织了最后一次晚会，还是放着唱片，跳舞。音乐很动听。可是，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，“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。”她提前离开，去睡了。
第二天，希特勒召集会议。他先走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，对她们说：“全完了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。”“我们全傻在那里。伊娃走上去，双手握住他说，我的元首，你必须知道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然后，第一次，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。”
特劳德说，她当时表示也要留下，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，可能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。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，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，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。”
然后希特勒说，“我会开枪自杀。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有同样勇气。”说完他走出去。而剩下的所有的人“都站在那里，脸有红有白，像死人一样。”在希特勒宣布“一切都完了”之后，她们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毒药，却怀着求生本能，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。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将是一回事情。特劳德回忆说，她们一边吃饭，一边还在讨论“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”。
希特勒在自杀前，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。当希特勒说，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，特劳德激动地想，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!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了!可是她听到的，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。也许，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。紧接着，希特勒和伊娃自杀。他们死后，特劳德没有去看。她“静静地坐着，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。如此不负责任，就这样扔下大家，撒手了事。”
叙述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，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。她紧张，激动，全神贯注，语速越来越快，最后几乎是呻吟一般：“让我休息一下。”
第三帝国崩溃我开始宽恕自己了
第三帝国崩溃的最后关头，特劳德决定离开。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，后在一个美国译员帮助下逃到西德。被美国人关押审查3个星期后，她被释放，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。1947年，她被“去纳粹化”，也被赦免处罚，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。
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，战后很长时期里，德国似乎“没人对过去感兴趣，公共场合不讨论，也没有出书。在政治层面也没有，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。”
到了1960年代，“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，我听到关于ss的状况，看到《安妮日记》。”那些幸存者，他们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。可是，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。“给我强烈印象的是，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。突然，这里有了自由精神，特别是美国人。”
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，但特劳德一开始没有看出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。“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‘个人罪行’。”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，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，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实“是一个罪犯”。
“后来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当时是‘应该’看出来的。可是我又想，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13岁，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。再说，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嘛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我之外，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。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。
“然后，有一天，我路过弗朗兹·约瑟夫大街的索菲·肖尔纪念碑，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，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，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，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真的相信，在那个年代，找出真相，也许是可能的。年轻不是借口。”
五十多年后，特劳德愿意接受采访，是因为内心承负着压力，“我活得越久，年纪越大，越感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。”
影片告诉我们，“战后，特劳德在《quite》杂志担任秘书，她在导演g.w.帕普斯特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《derletzteakt》里担任过顾问，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，当过科学记者。由于抑郁症，她提早退休。此后，她用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。”
2002年2月10日，《盲点》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那一天，特劳德在慕尼黑医院因癌症去世。去世前不久，她和《盲点》的采访人有过一次电话交谈。她说：“我想，我开始宽恕自己了。”
本人在看了这个纪录片电影《盲点》后感触极大，所以就编写了这个文章。
永远只有失败者，失败的一方，才会思考自己的错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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