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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炀帝、唐太宗，一个是万人唾骂的暴君，一个是百世流芳的圣君。这两位皇帝，不仅有着那么近的亲缘关系，有着相似的出身和性格，还有着相似的志向与能力。既然如此，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结局？
一、赫赫暴君
到此为止，隋炀帝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告一段落。我们回顾了隋炀帝未当皇帝之前的机关算尽，也铺陈了他当皇帝之后的雄才大略，还探讨了他东征西讨、滥用民力，最后落得土崩瓦解、破国亡家的悲惨结局。那么，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？他给继之而起的唐朝又留下了什么？
先看第一个问题，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？我想，有三个评价同时成立。
第一，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。
第二，他是一个有功业的皇帝。
第三，他是一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。
先看第一个评价，隋炀帝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。他有两大魅力锐不可当。
第一个魅力是志存高远。在隋朝建立之前，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乱世。这几百年间，固然不乏北魏孝文帝、北周武帝那样的英主，但更多的却是一些或暴虐或庸碌的昏君。就比如隋炀帝亲自俘虏的陈后主，每天所思所想，无非是淫词艳曲、风花雪月，甚至最后亡国之际，还不忘左拥右抱，跟两个美人一块儿跳井。这样的皇帝，一辈子只知道醉生梦死，穷奢极欲，何尝想过怎样才能当一个有为的皇帝，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！
隋炀帝就不一样了。他真是个有志向的皇帝，他就是要创建大业，就是要超迈前古。在国内，他一直瞄准了盛世天子汉武帝；在国际上，他则要当一个四夷臣服的圣人可汗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隋炀帝一生都在东奔西走，很少在都城连续住到半年以上。这样的雄心壮志，这样的精力充沛，透露出一个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新气象，让千载之后的我们，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魅力。
第二个魅力是风流倜傥。如果说志向高远还是隋炀帝和隋文帝的共同特征，那么，在风流倜傥方面，隋文帝可就比隋炀帝差远了。
隋文帝晚年曾经赋诗《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》：“红颜讵几，玉貌须臾。一朝花落，白发难除。明年后岁，谁有谁无。”这是在感慨生命短促，风格质朴，而情绪颓废。
隋炀帝可不一样了。他在北巡的路上写下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：“肃肃秋风起，悠悠行万里。万里何所行，横漠筑长城。”慷慨雄浑，这是在吟咏建功立业的壮志。
隋炀帝还有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：“暮江平不动，春花满正开。流波将月去，潮水带星来。”美满开阔，这是在吟咏对自然真心实意的热爱。
一个颓唐，一个热情；一个质朴，一个浪漫。谁能抵御隋炀帝的魅力？
不光是诗，音乐歌舞也是一样。隋文帝是个刻板的人，相信音乐和政治直接相关，认为靡靡之音会导致亡国，所以一心希望追求雅乐正声。这个雅乐雅到什么程度？按照《隋书·音乐志》中的说法，就是只用黄钟一调。所有的音乐都一个调门，这还怎么听！用权力来压制艺术，只能让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之下。
到隋炀帝时代就完全不同了。雅乐要不要？当然要，但是，要融进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袅袅梁音。俗乐要不要？当然也要，而且，要尽可能吸收西域传来的繁复声调，也就是隋文帝所谓的靡靡之音。
这样的原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松绑，不仅是音乐的松绑，更是整个社会的松绑。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一定需要欢乐，需要开放，而一个有魅力的人，一定是认可欢乐和开放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隋炀帝是有魅力的，这种魅力，无论是表现为高远的政治理想，还是表现为风流的艺术气息，都让人产生一种向上的力量。
再来看第二个评价。隋炀帝是个有功业的皇帝。按照《隋书·炀帝纪》中的说法就是：“地广三代，威振八纮。单于顿颡，越常重译。赤仄之泉，流溢于都内；红腐之粟，充积于塞下。”隋炀帝手中的地盘比三代的盛世时期还要宽广，他威振八方，让很多少数民族都纳贡称臣。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来叩首请降，而边远荒凉、经过两道翻译才能跟中原沟通的小国，也派出了使者。这是政治方面的成果。经济方面呢？隋炀帝创造了那么多财富，都城里都堆满了钱，甚至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捡到；边疆的仓库里也堆满了粮食，而且一直没有人食用，以至于都变质甚至腐烂了。
这段话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赞美，说隋炀帝在短短的统治时间内创造了无比繁盛的局面。一个王朝在第二代就能达到巅峰状态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因此，这是个很高的评价。
以上这些能不能代表隋炀帝的全部功业？还不能。隋炀帝的功业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。那就是几件利在千秋的大工程、大作为。
什么是大工程？
第一，营建东都洛阳。这是在西京大兴城之外，建立的整个东部地区的政治核心。这种东、西两都的思路，后来继续被唐朝保留。
第二，开凿大运河。这是打通一条沟通南、北、中三方的交通大动脉，沿着这条大动脉，北方的野蛮精悍之血和南方的文质彬彬之气才能交融汇通，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逐渐成长起来的经济中心也才能连成一体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这个工程，就没有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盛世基业。
第三，修长城。这是针对突厥的北方防线。众所周知，突厥的威胁一直到唐朝还继续存在，虽然唐朝号称军事强盛，自己不修长城，但是，这条军事防线也一直都在用，成为屯兵守备的要塞。
这几个大工程，以隋炀帝一代之力迅速完成，却能嘉惠唐朝近三百年，无疑应该算是大功业了。
那什么是大作为？
第一，巡江都。这是为了加强和江南的联系，提高江南的地位，巩固南北统一。
第二，巡塞北。这是确立对东突厥的宗主国身份，同时也就是确认隋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。
第三，巡西域。这是把青海纳入版图，同时打通丝绸之路。
这三个方面的作为有什么意义？一句话，还是为唐朝奠基。大唐盛世让人称羡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，不正是建立在江南繁华的基础上吗？唐太宗所谓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、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”的天可汗气度，不正是建立在隋炀帝北巡西狩的基础之上吗？
隋炀帝取得这些功业，一共用了多久？他统治天下一共才十四年，但从他大业八年（612）就开始征讨高句丽，国内建设也就基本停顿下来了。所以，所有这些大工程、大作为的取得，主要都是前面八年时间的结果。以八年的时间，能够建立这么多传之久远的功业，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，也算是顶尖的了。
既然隋炀帝有如此魅力，又有如此功绩，隋朝为什么那么快就会灭亡？他自己为什么又被谥为“炀帝”呢？按照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：“逆天虐民曰炀。”“炀”几乎是中国古代最差的谥号了。这亡国与恶谥的原因，又在哪里呢？
接着看第三个评价。隋炀帝是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。这缺陷，就在于恃才傲物，有才无德。隋炀帝有没有才华？太有才华了。无论是宏伟的政治蓝图，还是风雅的个人品位，哪个不需要才华横溢做基础！但是，正因为他太过才华横溢，所以，隋炀帝也非常自负，自负到只把自己看成英雄，把别人都看成蝼蚁，都只能贯彻他的命令，服从他的意志，绝不能有任何的个人主张，甚至，不能有任何的个人权力。
比如他兴建那么多大工程，发动那么大规模的战争，有没有征求老百姓的意见，或者说，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？怎么可能！在雄才大略的隋炀帝眼里，老百姓只是为他的宏图伟业添砖加瓦的一群工蚁，本身一钱不值。既然如此，他们是否同意，能否承受，又有什么意义！
隋炀帝曾说过：“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为盗耳。”天下人别那么多，人多了聚到一块儿就成强盗了，所以该杀的时候就要杀。在他眼里，多死几个人不是坏事，还可以减少管理的难度。这不是反人民吗？
老百姓不需要考虑，官员需不需要考虑？官员也不需要考虑。隋炀帝觉得，没有哪个官员比他更聪明，因此，如果他们赞同自己的意见，那算是理所当然；如果他们不同意自己的意见，或者给自己提意见，那就是沽名钓誉，十恶不赦了。这一点，隋炀帝也说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我性不喜人谏，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，弥所不耐。至于卑贱之士，虽少宽假，然卒不置之地上。”这是多么刚愎自用，又多么冷酷无情！
官也无视、民也无视，这样一来，隋炀帝眼里还有谁？不就只有他自己了吗？
一个皇帝，这样恃才傲物有什么后果？后果就是成了独夫民贼吧。你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，非要把老百姓逼上工地，逼上战场，直至逼上梁山，那老百姓没有办法，也只能是揭竿而起了。这就是所谓“君视民如草芥，则民视君如寇仇”。
隋末的形势，可称得上是“土崩瓦解”。这土崩，当然就是老百姓造反了。唐朝初年，魏徵有一段话说得好。他说：“彼山东之群盗，多出厮役之中，无尺土之资，十家之产，岂有陈涉亡秦之志，张角乱汉之谋哉！皆苦于上欲无厌，下不堪命，饥寒交切，救死萑蒲。莫识旌旗什伍之容，安知行师用兵之势！但人自为战，众怒难犯，故攻无完城，野无横阵，星离棋布，以千百数。豪杰因其机以动之，乘其势而用之，虽有勇敢之士，明智之将，连踵复没，莫之能御。”隋末那么多所谓的盗贼都是怎么来的？他们并非天生的盗贼，他们本来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既没有什么资产，也没有什么见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这些人还要造反？就是因为皇帝的欲望实在太多了，压迫太重了，他们为了活命，只好造反。这些造反的人，真的像秦末的陈胜（字涉）、汉朝的张角那样，有推翻统治者的强烈欲望吗？没有，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为活下去而战，他就会迸发出最强的力量。这个力量强到什么程度？谁要是遇到仅仅为了活着而揭竿起义的老百姓，一定会被踏成碎片，碾成齑粉。
换言之，不是老百姓天生就是盗贼，而是隋炀帝的暴政把这些老百姓都逼成了战士。天下的百姓都成了战士，这天下也自然就率土分崩了！
除了土崩，还有瓦解。所谓瓦解，就是统治集团内部造反。隋末杨玄感、李渊为什么要造反？除了个人野心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就是朝廷没有向心力。一个皇帝，不信任官员，不允许官员发表意见，那官员也就无法产生跟国家休戚与共的感觉，相反，离心离德的趋势倒是非常明显，一旦局势不稳，就只会为自身利益打算。李渊是最经典的例子。
可能有读者会说，李渊本来就是野心家。然而，就算是那些并无改朝换代野心的人，也不敢轻易得罪自负的皇帝，只能阿谀奉承，谎话连篇。
隋炀帝三下江都以后，宇文述号称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，但是隋炀帝问宇文述外界盗贼的情况，宇文述也只敢说“渐少”，根本不敢吐露实情。甚至到了江都宫变前夕，萧皇后知道有人要搞政变，杀隋炀帝，都不敢告诉他，只能任由他走向毁灭。
这样一来，隋炀帝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，身边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佞臣，外界则是遍地开花的起义军和野心家，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，想不亡国，又怎么可能？
所以，分析隋亡的原因，固然可以追究到隋炀帝滥用民力，三征高句丽，但是，这些其实都只是直接原因，表面原因。而真正的深层原因，还是隋炀帝根本不懂得当皇帝的道理。
一个皇帝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是逞个人英雄，强迫所有人去服从自己的梦想，而是要把自己的梦想、官员的梦想和老百姓的梦想整合到一起，带领所有人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。
怎样才能把所有人的梦想整合到一起？其实很简单，就像孔子说的那样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隋炀帝不是有国吗，那就应该允许老百姓有家。隋炀帝不是有政治理想吗，那也应该允许官员有政治主张。
非常遗憾的是，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些，他只想靠自己发达的大脑给全国设定一个方案，然后再用自己的权力意志去强力推行这个方案，还梦想着这个方案就是千秋基业。问题是，他在制订方案和执行方案的时候，完全没有顾及客观历史条件，没有顾及当时老百姓的承受能力，也没有顾及大臣们的修正意见。一个皇帝，眼里只有自己，没有百官，没有百姓，这就叫缺乏人君之德了。有道是：“功成而德衰，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。”一个人如果只有功而没有德，那么开始那几步走得好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一直走到最后还走得好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隋炀帝就是一个经典案例。
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对魏徵说：“朕观《隋炀帝集》，文辞奥博，亦知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，然行事何其反也！”我看《隋炀帝集》，觉得隋炀帝的文章写得特别漂亮，句句都是人话，也知道说尧舜好、桀纣坏，可是他办事的时候，为什么就会反过来呢？
魏徵回答说：“人君虽圣哲，犹当虚己以受人，故智者献其谋，勇者竭其力。炀帝恃其俊才，骄矜自用，故口诵尧、舜之言而身为桀、纣之行，曾不自知，以至覆亡也。”会当皇帝的人，无论自己有多少才能，也还要虚心纳谏。因为只有你诚恳对待别人，智者才能为你献上计谋，勇者才能为你献上力气，这样，你的事业才能平稳地走下去。然而，隋炀帝不是这样。他依恃着自己的才能，谁都看不起，谁的话都不听，所以他才会口说尧舜之言，这是智力就能解决的问题，但是他不会身行尧舜之举，这是因为他没有深入了解尧舜究竟是怎么做的。正因为他满口里说的都是尧舜的话，身体力行的却是桀纣的事，至死不悟，所以政权才会灭亡！这段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。
正因为隋炀帝恃才傲物，有才无德，他的“才”也就变成了走错了方向的歪才，变成了他国破家亡的催命符了。《隋唐演义》里说：“莫道有才能治国，须知亡国亦由才。”不要说有了才能就可以治理国家，有时候亡国也是任才导致的结果。我们中国一直强调德才兼备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
分析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，可以稍微总结一下，隋炀帝到底是个怎样的皇帝？一言以蔽之，他是一个暴君。
什么叫暴君？那就涉及对古代皇帝的分类了。中国古代皇帝分类原本是个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，不必追求一致，不过，虽然划分的标准多种多样，但明君、暴君和昏君还算是最基本的类型。
所谓明君，是有才有德；所谓暴君，是有才无德；所谓昏君，是无才无德。
这三类皇帝里，哪一类贡献最大？当然是明君。既能克己复礼，又有文治武功，所谓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”，所作所为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明君中的典范。
哪一类危害最大？其实不是昏君，而是暴君。因为昏君无才，而暴君有才。一个无才无德的皇帝，顶多醉生梦死，他固然没有贡献，但对社会的危害也相对要小；相反，一个有才而无德的皇帝可就不一样了，他才能强，本领大，足可以让四海沸腾，民不聊生。这样的皇帝，固然可以建功立业，甚至利在千秋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一定是罪在当代，成为万众唾骂的悲剧人物。隋炀帝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？
二、殷鉴不远
说到这里，恐怕有读者会意识到一个问题。恰恰就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死后不久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唐太宗。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？或者说，隋炀帝到底给继之而起的唐朝带来了什么？
毫无疑问，这两者之间太有关系了，没有隋炀帝，恐怕也很难有后来的唐太宗。因为隋炀帝给唐太宗送了一份最难得的大礼——教训。如果没有这教训，没准儿唐太宗也会是第二个隋炀帝。因为这两个人太像了。
像到什么程度？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说过一句话，“李世民之于杨广如影随形，但不是相似的形影，而是一个头脚倒立的水中倒影。”既然叫倒影，可见两个人确实很像。甚至可以说，方方面面都像。
第一，身份像。两个人都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，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正是唐太宗的姨奶奶，唐太宗见了隋炀帝，还得叫一声表叔。
第二，经历像。这两个人都是皇帝的二儿子，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，都没有资格接班。但是他们早年都功勋卓著，因此也都野心勃勃，为了能当上皇帝，两个人都搞阴谋诡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隋炀帝搞了“仁寿宫变”，唐太宗更是搞了大名鼎鼎的“玄武门之变”，当皇帝的来路，都不怎么正。
第三，理想像。两个人都自视甚高，都想青史留名，为此，当皇帝也都当得兢兢业业。
可是，就是这么两个极端相似的人，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天悬地隔。唐太宗成了明君中的明君，流芳千载；而隋炀帝则成了暴君中的暴君，只能遗臭万年。两个相似的人，为什么结局会判若云泥？关键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给唐太宗提供了教训。有两个教训至关重要。
第一，人民值得尊重。
第二，君主需要节制。
先看第一个教训。要知道，唐太宗亲身参与过隋末农民战争，亲眼见识过人民力量的强大。所以，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隋炀帝截然不同。他知道，单个老百姓看起来固然软弱，但是，把一个个老百姓汇到一起，就会成为一股巨流。正因为认识到老百姓这种令人畏惧的力量，所以，唐太宗认可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：“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
他说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”皇帝怎么当？第一要素就是爱养百姓，如果靠损耗百姓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，那就如同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，肚子填饱了，人也就该死了。
把这两句话和隋炀帝那句“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则相聚为盗”放在一起，精神境界高下立判。正因为有这种认识，唐太宗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兴工役、不夺农时、休养生息，这样一来，隋末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才能在唐初迅速安定下来，才会捧出一个君明、臣贤、民安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再看第二个教训，君主需要节制。节制什么？节制欲望，节制权力。隋炀帝就是因为超迈周汉的欲望太强烈，权力又太大，所以才会不停地大兴工役，东征西讨，直至最终走上逆天虐民的道路。
怎样才能节制欲望？唐太宗给出的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自律。他说：“安人宁国，惟在于君，君无为则人乐，君多欲则人苦。”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，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其实是君主。君主如果有很多欲望，老百姓就会痛苦，君主如果没什么欲望，老百姓就会快乐。
正是隋朝的教训让唐朝的皇帝知道，一个君主，不仅要节制穷奢极欲的欲望，还要节制建功立业的欲望，至少，要把这种欲望约束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，否则，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力，连政权都保不住，还怎么能够再奢望建功立业？怎样才能节制权力呢？唐太宗给出的答案是纳谏。贞观二年（628），唐太宗问魏徵，何谓明君暗君？魏徵回答说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”这就是著名的成语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的来历。只有多方采纳意见，才能避免君主唯我独尊，刚愎自用，也才能够充分做到群策群力，避免行政失误，这就与隋炀帝的恃才傲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唐太宗说：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”事实上也正是如此，隋朝勃兴速亡的反差有多强烈，隋炀帝这个反面教材的力量就有多大。正因为有了隋炀帝这么铭心刻骨的教训，唐太宗才能谨身节欲，求才纳谏，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代圣君，而隋炀帝，则只能是水中的一个倒影，一个反面。
隋炀帝一心想做超迈前古的好皇帝，最后却成了笔记小说里荒淫无耻的反面典型，顶着一个“炀”字盖棺论定。平心而论，这种评价并不十分公正。但是，在他身后，却崛起了一个既威武雄壮又温柔敦厚的大唐王朝，而在史书中，隋唐联称已成定局，以自身的教训给盛世奠基，这也算是历史给隋炀帝这个悲剧人物的一点补偿吧。